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东北财大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报告发布暨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2021.1.26）。

　　首先要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线上讨论会，也要祝贺周天勇教授领衔的团队首次发布以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的研究思路形成的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前面吕炜校长的致辞发言，还有天勇教授和各位专家的发言，我听了以后都很受启发，现抓紧时间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相关认识和感想。

　　首先，我觉得要充分肯定天勇教授和他的团队现在致力于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沿着一个有特色的思路作创新。他前面已强调了，希望以工程技术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经济，我理解当然这是要运用一系列相关的数据库、模型方法，在不断的滚动研究过程中充实数据库的支撑能力、丰富自己团队处理如此多变量从事经济预测分析和引出建设性意见的一套技术手段、分析手段。这个方向我理解其实也就是几十年来国际上一个曾经被人们称为非常主流、现在中国人又有些惶惑的数量模型方法的运用，以这种严谨数量化科学研究的特色，来支持经济学水平进一步提高，经世致用的功能进一步提升。这种经济工程实验室，我想就是把国民经济看做一个大系统，而且认为如果我们运用工程技术的思维方式和这种数量分析的方法，是有可能做出模拟，成为政策实验的。这使我想起了前些年我在财政部科研所主持工作时候，也注意到中国的高校已经建立了几家政策实验室，我们曾经到南方专门去上门求教，也试图在我们财科所的团队里引入一些有这方面研究能力的科研人员，试着搭建一个政策实验室的框架。当然，这也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了这个任务的艰巨——是任重道远的，要做长期的努力。客观地讲，全世界在这个道路上做研究努力的团队，应该说相当多了，但是真正取得特别有突破性的进展，可能还要待以时日。但至少在中国丰富实践的大地上，我们现在看到了天勇教授领衔的这个研究团队已经非常明确地锁定了这个研究方向，也要祝贺咱们现在首批的研究成果问世，并预祝未来的成果源源不断出现。

　　再往下，我谈一下对于这一两年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一个概括。刚过去的2020年，是在前面我们经济阶段转换、引领新常态有下行压力的过程中间，又出现了2018年以后贸易战带来的下行压力，再加上去年一季度突发的新冠疫情的冲击，我把它称为“三重下行压力的叠加”，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多少年没有过的一季度-6.8%增长的“前低”，以后由于我们较好地在本土控制了疫情，复工复产过程中逐渐展开了“后高”。这个前低后高的总体运行结果，就是现在统计局公布的权威统计数字——正增长2.3%。在这样上一年度基数的前提下考虑今年的发展，确实可以肯定，它的大形态是“前高后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将在感觉上有某种出乎意料特征的高，其实我们也知道它就是恢复性的，是合乎逻辑地在前面负6.8%的基础之上同比，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会非常好看，然后会逐季进入一个下降过程。也是粗粗做个预判的话，国际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世行、亚行、OECD这些团队形成的研究，还有天勇教授现在引出的研究结果，差异都不大，都认为可以在数据表现上到8%左右，甚至比8高一点儿。我感觉这是研究界有基本共识的一种看法。天勇教授团队他们的特色就是想在这方面还力求更细致，在预测方面以自己技术方面的特定追求，展开量化分析，以后形成时间序列，在进一步动态发展过程中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这也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团队研究的第一步，和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其他方面的研究预测相当一致。当然，面对中国的场景，更值得我们看重的，是这个研究报告所强调的，中国必须把短期考虑和中长期考虑衔接而抓好深化改革、在深水区攻坚克难的要素市场改革，这正是呼应了中央给出的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要素流动这方面，要把系统性改革的指导精神，贯彻到我们的研究与工作中间。

　　一开始吕炜校长的致辞发言里，我觉得非常好地概括了中国整个几十年发展中最基本的支撑，即改革红利的释放。我们经济的成长性当然是客观的原因——工业化、城镇化，但如果没有市场化和国际化，有可能的成长性，它变不成实际超常规成长的现实。就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匹配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拥抱全球化义无反顾的开放，我们才真正看到了改革红利的释放。这里面的中国特色当然也可圈可点：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市场起作用的同时政府只做无为而治这样的角色，我们还强调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经济学界已经注意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地方竞争，有学者特别强调了它的重要作用，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分析。有效市场加上有为和有限的政府，在中国这种追求自己做出正确选择而走通现代化道路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确实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有创新的努力和进一步创新的必要性。在2020年抗击疫情取得了本土明显成效的同时，我觉得结合着我们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可能还需要有一个换向的思维，就是在界众口一词特别强调中国的优势、我们本土上确实利用这种优势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而且形成了大经济体里唯一的正增长年度成果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现在我们不被人们所关注的劣势方面。

　　这个劣势方面，我想从一个观察的视角以小见大，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些分析：我注意到这几个月在网上相对活跃的讨论里，大家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在明显扩大。总体中国的优势如果是在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集中力量办大事，控制疫情这方面，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成效验证，但也有一些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如果从北方、南方差异扩大的这样一个视角上来看，两方的做派、风格的不一致，是不是值得加以分析和继续观察。现在入冬以后，疫情在散点形式上又有一些小规模的区域性爆发，北方各地几乎都在强调“准战时状态”，是简单沿用强政府的控制方式的。这里面当然有前期经验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隐含着一些理性不足。像南方的广东珠三角方面、上海代表的长三角方面，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比较典型的像张文宏（是医学专家），他的描述是什么呢？说我们上海轻易不提什么“战时状态”、“准战时状态”，我们的基本方式是在“瓷器店里捉老鼠”，即要更精准、更细致地与病毒斗争，但要投鼠忌器，防止过大副作用。在这里面隐含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有学者（我记得是秦晖）专门概括出来的一个术语，叫中国的“低优势”，在发展方面这也是产生了正面效应的。这种低优势在控制疫情方面，我看到昨天网上有一个录像，北方已经有大雪的这样一个雪后场景里，夜晚有两排人被以非常军事化的方式让他们列队站在雪地里，每个人的距离都是精心调整过的，非常准确地一个一个人拉开，比如两米左右的距离排两排。然后有一位手持扩音喇叭声色俱厉气势逼人者的训话，那就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批斗大会的方式——你们已经有什么样的偏差，如果再出什么样的问题，“严惩不贷”！这样的方式是想宣示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想强化咱们这种北方特色下的准战时状态、严控严打的方式呢？为什么南方它却基本没有这样的方式？落到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区别，可能以小见大就要多说几句。很多人说现在南北经济发展态势差距的拉大，实际上是整个制度环境，与商业文明、文化这方面合在一起的差异表现：南方的珠三角、长三角，官场和民间有一种默契，大家心领神会地在更多注意怎样对接商业文明里更高的一些标准、规则标准，更多做柔性的处理，更多地把我们这个政府的强势再对接上政府还要转变为服务型，更多地让政府在意识上和行为规则上调整作风，淡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更多体现与时俱进，使商业文明和整个经济社会的转轨在中国融合在一起来调动潜力活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升级。这种态势上的差异，我觉得可以展开说很多话。也有咱们北方的同志后来有了机会到南方工作时候所谈的一些体会，我注意到网上有一个东北这边大学的领导，后来离开领导岗位以后到南方，所谈的南方、北方官员意识和做派上的不同。这样的一种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如果放到制度环境、商业文明的培养和提升这方面来说，它的意义就以小见大了。在实际生活里我作为研究者，还是特别感受到，强调市场化改革、要素流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现在有必要从大家关注的制度创新问题，进一步对接到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文化建设。整个中国根深蒂固的几千年传统，必须得到去除其糟粕、保留其精华的这种系统性改造，应落到这种宏大命题上。我们现在讨论一些短期的问题并衔接中长期的问题，结合这种讨论，我觉得其意义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中国南方北方的差异在痛点上，现在已经引出了“东北必须再振兴”，引出了天津为什么这么多轮想启动其超常规发展而启动不够成功、现在的排序在节节退后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北方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里面以小见大的讨论，如果回到最基本的思路上，还是需强调市场化改革必须使我们整个资源配置的机制，加上人们思想的更新，顺应着更顺畅的要素流动的通盘制度机制建设，更多地在治理概念之下达到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为一炉的新境界。

　　跟着要说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报告里可能也是容量有限，一些突出的热点问题的讨论，现在还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我想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在刚刚过去这一年里，民营企业发展方面，他们的这些“头部企业”前所未有地遇到了“垄断问题”的冲击，以及相关的舆情冲击——蚂蚁金服马上要上市了，然后突然叫停，以后在管理机构、界，几乎众口一词在猛批他们的垄断问题，网上还有人列出了“十宗罪”。但新近我觉得一些学者们嘀咕式的、私下讨论的问题，开始冒出水面，有许小年等学者专门写的理论色彩很强烈、但是显然锁定现实问题展开的关于垄断命题之下经济学怎么样结合实践创新的文章，我读下来以后觉得很有份量，这样的讨论显然是在中国很有必要的。我在研究中，不赞成一边倒地把现在一些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简单归为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要知道新经济以流量为王，它是不可能出现一大群这种头部企业的，中国现在出现的不到十个头部企业，再增加几个，也增加不到多少去，但这是要顺应整个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怎么样在这方面做出与时俱进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认识，怎么样在有效市场后面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还要加上对于整个市场配置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变化的认识？这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我们经济学者应贡献的创新的认识。如果没有这种经济学者进一步的思想贡献，中国社会一些偏执的、简单的、望文生义的、从众的不理性的情绪，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现在民营企业方面，如果说得直率一点是不是又有点儿人心惶惶的状态？头部企业现在也几乎都冲击完了，未受冲击的不多了。后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某些具体的案例，得不到任何解释。北方的某某某案，两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一句给人们做出的明白解释。启动的时候，是异地的特警凌晨一点以打击黑社会的方式端着冲锋枪牵着警犬去抓了28个人，接着看到的信息中问题只有两条，跟黑社会并不搭界。很快，民营企业和它办出来的口碑很好的医院、学校，被迅速地由当地政府接管，再往后直到今日，没有任何解释来说清这是怎样的一套问题和为什么这样处理。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经济学者关注，这些事情关系到“56789”（在温州等地已经是五个九，99999）份量的民营企业，他们怎么样进一步吃好定心丸的问题。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恐怕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也可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宏观调控层面的热点，就是前面吕炜校长已经强调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宏观政策的空间，是公共债务的规模越用越大，总体来说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必要的，而且现在还是在安全区内，还是有基本保障的，但是已经引起了“赤字货币化”方面的热议。我们进一步的研究里，是不是也必须对接到这种社会关注的问题。MMT这种在国际上已有越来越高影响力的所谓现代货币理论，到底它的贡献和它的局限如何？结合着中国的实际，我们也要在这方面有所关注和有进一步的分析认识，以助力优化我国的宏观调控。这些说来是热点和难点的问题恐怕还相当多，我举例点到为止。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