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发展史丨“自我”的构建不止在精神层面发生也在物质层面

  • 2023-03-20
  • John Dowson

消费主义发展史丨“自我”的构建不止在精神层面发生也在物质层面

  如今消费常常与自私、攀比和缺乏节制联系在一起。我们倾向于认为,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裕的当代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变弱,不仅舍得花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出于攀比心理过度消费。

  “我们这个时代广布的罪恶就是奢侈过度”——这句评论,似乎既是描述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因抵押和信用卡债务陷入财务困境的欧美中产家庭,也可用来批评当今的“精致穷”年轻人。但实际上,这句线年写下的。这提醒我们:对“消费过度”和“举债消费”的警告古已有之,消费不仅是二战后繁荣时期的现象或弊病。

  追溯商品的历史,消费的图景远比“将人异化的消费主义”复杂。在《商品帝国》一书中,特伦特曼提供了对“丰裕社会”的另一种叙述——除了其思想根源有悠久历史的消费主义以外,还存在另一种思想脉络。根据这一脉络的观点,人只有通过使用物品才能成为人,对更多物品的渴望推动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文明的发展。

  “消费”(consumere)在12世纪首次出现在法语中,然后进入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当时,这个词代表着“用完”或“某物在实体意义上被耗尽”。时至今日,该词的动词形式(consume)依然有“消耗”“耗尽”的含义。欧洲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施行禁奢令,各国政府都曾下令禁止国民逾越阶级地位购买外国奢侈品。

  但在17-18世纪,一种更灵活宽容的消费文化率先在荷兰和英国发展起来。一些思想家开始主张,个人对更多物品的追求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行为不仅利于个人,且能让国家富裕。

  17世纪80年代伦敦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先驱人物尼古拉斯·巴尔邦提出,身体的需求和灵魂的需求是人的两项基本需求,后者的需求是“无限的”;时尚不是浪费,而是“对新奇事物和稀罕物品的追求,这种追求促进了贸易”。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进一步提出了“私人恶习促进公共利益”这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观点:

  大卫·休谟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卢梭的对立面。他认为,奢侈让一个国家更强大、更幸福,不会导致,相反,它是自由的堡垒,因为它扩大了“中产阶级”,他们既不会像贫农一样屈从于奴隶制,也不想像贵族一样欺压别人。

  自由贸易的英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利于消费者的帝国……英国政府没有压榨其人民,而是转向了一条增长之路,对不断增长的商品课以轻税。”至19世纪,英国的“商品帝国”更是随着殖民的脚步扩展至全球各地。

  即使是在殖民时代,消费对非洲人的意义也比“入侵”“压迫”或“奴役”复杂得多。特伦特曼指出,商品对前奴隶和移民来说甚至可以称作“一个伟大的解放者”——一件衬衫、一顶帽子、一块手表或一面镜子都是通往社会包容和获得尊严的门票。

  在特伦特曼看来,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成果之一,是围绕消费展开的价值观论战终于和解,在全球各地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人们都被许诺过上更好的生活,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标尺。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没有停止购买,而是试图用“消费降级”来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人们会继续在价格更亲民的餐馆吃饭,继续购买更便宜的新衣服;时尚周期没有任何变化,女性的服装和帽子依然频繁变化;家用电器消费的趋势也在继续,虽然烤面包机的销量下降了,但1932年美国家庭购买的电冰箱数量是1929年的四倍。特伦特曼认为

  国民的物质是难以驯服的,而且经济管控往往事与愿违。1917年,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采用配给制、取缔私人商店,到1930年,只有不到6%的零售市场仍掌握在私人交易商手中,此时人们购物只能通过国有商店、物物交换或黑市。

  1932年,关键行业的大部分工人都在国有食堂用餐;1933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低于十月时期;1935年,配给制被废除;1936年,列夫·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时写了《被背叛了的》,将商品短缺描述为国家权力的滋生温床——在1928年他被流放时,人们经常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门口排队等着商品运达,拿到一份就转卖,整个过程被称为“排队主义”,能否排上队全靠有没有人脉。人们发现,越是难获得商品,商品就越有吸引力。

  当范勃伦于1899年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时,收藏行为已从王公贵族进入寻常百姓家,这引起了人们对“商品扩散打破既定地位准则,地位驱动不理性的消费竞争”的关切与忧虑。《丰裕社会》的雄辩容易让人忘记,它不是一项不偏不倚的实证性研究,而是一项为增加公共支出辩护的主张,他主张征收消费税以资助社会福利事业。

  事实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消费文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选择”和“自我表达”是人们拥抱消费的重要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构建不止在精神层面发生,也在物质层面发生。

  皮埃尔·布迪厄于1979年出版的《区分》一书做出了最有影响力的描述。布迪厄认为,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品位体系,“品位把人和物结合在一起”,位于顶端的精英阶层想尽办法捍卫自己对“合法文化”的垄断,以彰显阶级优越性。但之后的不少研究发现,所谓“统一的阶级品位”并不存在,品位的传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大众媒体、电视和音乐设备的普及促进了品位的多元化,一个人可以既欣赏古典音乐又跳街舞。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资短缺和分配不均在德国已破坏了社会团结。谁能拥有一辆轿车?谁能获得一部电话?什么是“奢侈品”什么是“基本需求”?消费之难归结于一个问题——某些群体享有特权,而大多数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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