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大学校园内公共空间的拥挤入手，对学校在经营教育资源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负效应——公共空间的拥挤，进行了经济学上的分析，试图证明由于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公共物品的特性以及经营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外部负效应的存在，市场不能有效地管理该经营行为，容易导致过度供给，损害公众利益。最后，本文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办学理念使学校产生了对立于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

　　对享受高等教育服务的学生来讲，校园生活有其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首先是良好的学习条件，包括硬件和软件上的教学条件，如图书馆、自习室、实验室，教师的授课质量等；其次是便利的生活条件，包括食宿条件、购物、娱乐等便利条件等；还有就是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条件，属于机会性质的、发展性质的，比如各种社团活动、讲座、演出活动，以及一些由社会所提供的与学校交流的机会等。

　　以上每一种条件的满足都涉及学校的公共空间，如图书馆、教室、宿舍、食堂、超市及一些诸如道路和草坪等公共活动空间。随着教育的逐渐产业化发展，大学校园的公共空间出现了质量下降的趋势，其中最突出的是公共空间的拥挤问题。[1]

　　公共空间拥挤的现象是在近几年内发生的，并不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它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高校扩招、后勤管理的社会化以及产业化办学等。所造成的公共空间拥挤的后果降低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对整个社会来讲，带来了外部负效应，进而导致公众的利益受损。因为长期来看，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对学校内部成员来讲，学校在从扩招、后勤社会化和产业化办学中获得利益的同时却把公共空间拥挤的外部性后果强加给学生，使学生的利益受损。[2]

　　在经济学里，公共空间是一种公共物品①，它具有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和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性。[3]由于这个原因，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无法以低成本做到排它性，因此提供公共物品并不符合市场的效率原则，市场并不适合管理公共空间。[4]

　　此外，公共空间中的行为带有很强的外部性效应，尤其是外部负效应，即行为本身的后果并不单独由行为者本身承担。比如在公共场所内吸烟，吸烟者本人得到了吸烟的收益，但他自己负担的只是烟的成本，吸烟的另一部分社会成本却由他人承担了，而且往往是强迫他人承担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边际成本并不完全反映在一条供给曲线上，行为的制造者并不完全承担甚至是完全不承担行为的成本，因此市场无法达到理想中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5]

　　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市场并不适合管理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中具有外部性的行为。而学校的公共空间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公共物品，它无法完全做到排它性和竞争性，甚至主动地选择不排除他人，比如学校不想完全禁止非校内人员的进入，也不想使图书馆成为一个纯粹的校内资源等。同时，学校内公共空间的行为又带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因为学校的学生非常密集，学校生活又是一种集体性的生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特别大。下面我们来看看如果学校按市场原则来提供教育资源的话，对公共空间会带来哪些影响。

　　学校公共空间拥挤的直接原因是校内人员的增多，而根本原因则是学校在按照市场化原则提供校内资源的过程中，带来了公共空间拥挤的外部负效应。在提供某种校内资源的过程中，学校仅仅承担了该类资源的成本，但却没有承担其占用公共空间的成本。

　　在经济学里，对教育的经济学分析往往是把人才作为其产品来分析的，由于人才所具有的长期的外部正效应，以及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中的垄断性，教育产业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但是本文则是把学校内的教育资源作为产品，而把学生以及进入学校内部享用各类资源的人作为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校的边际成本则是递增的。

　　图1中MC是学校的供给曲线，即生产者的边际成本，DD是假定的需求曲线，因此，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原则供给的话，生产与消费的均衡点为a点，则帕雷托有效率的资源提供量将会是Q1。但实际上，在提供某类教育资源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公共空间的占用成本，这部分成本为MEC，它是未被学校纳入生产成本而由学生承担的。如果把MEC加总到生产成本中，学校的“社会总成本”将会是MSC曲线，而此时的均衡点为b，即有效率的产量将会是Q2，Q2＜Q1。但是，现实情况是，学校并没有把公共空间的成本纳入到自己的生产成本中，因而极容易导致供给过量，即按照市场化原则提供教育资源导致过度占用公共空间。

　　那么学校为什么没有把占用公共空间的成本纳入到自己的生产成本中呢？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利益受损者即外部成本的实际承担者表达他们偏好的途径，有关这一点本文会在后面进一步说明。

　　前面笔者已经分析了如果学校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提供校内资源将会产生公共空间拥挤的外部负效应，那么公共空间的拥挤是否有一定的均衡点呢？学校的这种市场化运作能否达到这一均衡呢？

　　布坎南曾经在1965年提出了俱乐部经济理论，认为对于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界于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两个极端之间的物品，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来提供。本文把一个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也看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俱乐部资源，成员的流动并非不可能，只是有一定的准入条件。

　　对于图2来讲，首先假定学校的资源规模是一定的，即在一定时间内它可提供的服务水平是一定的；其次，需要假定学校内的每位成员，这里特意限定为学生，他们的消费需求都是相似的，即不需要有差别性地提供服务。那么对于学校这种俱乐部而言，由于每个成员都交纳了一定的费用，因此随着成员的增多，当学校提供的服务水平不变的时候，服务成本就会出现递减的趋势，因此学校的边际服务成本曲线是递减的。而由于学校的规模是一定的，因此其边际拥挤成本曲线MCC是递增的。MCC与MRC1的交点a则是学校可以容忍的均衡点，它所对应的N1点则为学校可以接受的最佳成员规模。但是布坎南的俱乐部与本文这里分析的学校俱乐部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对布的俱乐部而言，其成员所交纳的会费就是逐渐递减的服务成本，而拥挤成本的评价者也是成员，因此，当成员感觉拥挤成本与自己交纳的服务费能够达到平衡时就是最佳的成员规模。而学校则并不一样，在一个学校的内部，从短期来看，学生的交费没有任何变化，即学生承担的服务成本MRC2没有任何变化，但是由于成员规模的增多，使学校在提供服务的成本方面下降了，而学生则感觉到拥挤成本的上升，因此学生可以容忍的最佳规模是MRC2与MCC的交点b所对应的成员规模N2，而学校的则是N1，N1＞N2。因此，学校短期内有很强的盈利动机去扩大其成员的规模，而根本不需要考虑成员早就感受到的拥挤成本。

　　但是，俱乐部服务水平的提高可以使拥挤成本变小，比如学校从减少的服务成本中拿出一部分来用以改善学校的服务水平，扩大公共空间，增加可利用的教育资源，这可以导致拥挤曲线向下移动，形成MCC′，此时即使学生的服务成本没有变化，但由于拥挤曲线与MCC′出现了新的交点c，它所对应的成员规模为N′，这一规模大于以前学生可承受的成员规模。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学校俱乐部的特殊性，如果学校按照市场化的原则配置资源的话，学生可以容忍的成员规模总是小于学校可以容忍成员的规模。

　　通过以上的两种不同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发现，学校如果是作为一个市场化提供资源的主体而存在的话，它总是倾向于过度供给有限的教育资源，而忽视其外部负效应。即使学校被视为有一定封闭性的俱乐部，其扩大自身利益的趋向也倾向于过度扩大成员规模，使其无法达到一种有效的均衡。

　　学校的这种转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变化。国家提倡教育的产业化（尽管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按照市场的原则提供教育服务，在这一方向之下，教育开始越来越以市场原则为导向，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空间拥挤的外部负效应。[6]市场在管理教育资源中产生了其本身无法控制的意外后果，其原因在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公品的性质以及经营教育资源在学校内部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在本文中特指公共空间拥挤的外部效应）。

　　对于学校来讲，高等教育资源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其财政结构就决定了学校无法等同于完全竞争性的企业。[7]当它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时候，边际成本并不完全由其本身来承担，从根源上来讲，成本来自于国家，来自于公众。不完全承担成本的运作等于在经营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资源，即公众的资源，学校在充当管理者的同时出现了寻租行为，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

　　从一个学校内部来讲，经营教育资源所产生的公共空间外部成本也没有被纳入到学校的边际成本当中，而是完全由学生来承担了，而承担这部分成本的主要是校内的正规学生。学校的这种做法侵犯了这部分学生的利益，导致了不公平。在对俱乐部模型的分析中，本文曾假定所有成员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需求，但实际上，除学校管理部门之外，学校内部成员已基本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完全按照正规的招生要求经过高考、研究生考试、推荐考试等严格的准入程序进入到学校中的正规学生；另一部分则是学校各院系按照产业化办学的方针自行举办的各类研修班和辅导班的学生，同时还有一部分不是以学习为目的的其他人员，比如在学校食堂消费、在学校进行各种商业活动的人。本文把前者称之为全面享受校园资源的正式成员，而把后者称之为部分享受校园资源的非正式成员。

　　以上两类人员在校内的规模都在逐渐加大，前者是由于扩招而产生的，而后者则主要是由学校本身利益导向造成的。学校在成员的准入原则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两类标准，一种严格，一种宽松；一种以学生素质为标准，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标准。学校对两者所提供的服务尽管表面上来看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服务，但实际上，对非正式成员服务的提供却以对正式成员服务质量的下降为代价，而承担外部成本的主要是正式成员。

　　那么，这两种人员、两种服务是否具有一定的先后之分，其重要性是否有轻重的差别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本文认为尽管教育是一种公共资源，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够不经选择的普遍享受，高等教育带有较强的排斥性和竞争性，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是少数的，它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方式。从人才所具有的长期的外部正效应来讲，高等教育采取严格的准入标准，并保证高质量的教学成果，这是一项有利于公众的公益事业。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可以完全进入市场，谁能拿得起钱谁就可以享受高等教育资源。因此，学校首先应该保证的是对正式学生的教学质量，这对学生本身来讲是公平的，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其首要任务。

　　因此，学校对正式成员的服务质量是首先需要得到保证的，也即是学生对于校内资源具有优先性的产权。那么，如果我们在产权的优先性上达成了共识，非正式成员是否可以以补偿的方式获得正式成员所拥有的一部分产权呢？笔者认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可行的。但问题在于补偿的标准如何划定。公共空间的拥挤是带有主观性的一种评价，是成员的一种感觉，当成员的代理人——学校并不能有效地衡量拥挤的均衡程度时，需要所有成员进行集体选择来决定这一均衡。

　　公共物品的特性使市场无法反映公众的特殊偏好，尤其是某些弱势群体的偏好，因此会出现过度供给，产生更多的外部负效应。所以必须让公众表达自己的偏好，通过集体选择对公共物品进行决策。当集体选择的成本比较大时，由一个中立的政府或者组织来规范其内部成员的行为是比较有效的，但这一组织的产生也需要通过集体选择。

　　在一个学校内部，学校的管理部门可以被视为这一组织的代表，它充当的应该是学生代理人的角色，但是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如果这一代理人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它总是会过度供给教育资源，从而损害正式成员的利益。因此，如果学校的经济主导性在增强的话，学生群体的利益偏好必须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表达。科尔曼在现代法人行动的困境中也曾经提到过公共物品的困境问题，如果每个行动者将控制权转让给法人而又缺乏有效的参与和监督的话，很有可能使法人代理人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并损害行动者的利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共物品无法避免搭便车的行为产生，因此当一个组织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在公共利益方面的动员力会逐渐减少。因此，当现代社会越来越市场化、理性化的时候，如何有效地动员组织的内部成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应该看到，任何一个学校“经营”教育资源的背后是整个国家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经营教育资源的不仅仅是学校，其背后是整个国家的一种利益导向。尽管高等教育的扩招在客观上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覆盖面，提高了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但是其初始动因却是“拉动内需”，教育的产业化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政府在制定产业化的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而这一经济利益的实现则需要通过市场。在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把本应由国家承担的一部分成本又重新转移到公众的身上，公众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这种利益导向之下，学校也不惜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拼命扩大学生规模，经营教育资源。理性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导致了非理性的扩张，进而偏离了教育的目的，导致公众的利益受损。

　　①实际上纯粹的公共物品是很难找的，公共空间由于会产生拥挤因而只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在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斯特罗姆看来，道路等是一种排它性不可能的共同使用的公共性物品。

　　[5]斯蒂芬·贝利著.公共部门经济学：理论、政策和实践[M].白景明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

　　[6]吴可，龙天健.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刍议[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3）.

　　[7]熊庆年，朱照定.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从我国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