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以来的舞台、社会场和学术论域中，走红的术语如走马灯般变换，其命运各不相同：“种族”（race）已随着战争和而“身败名裂”，“民族”/“国族”（nation）在20世纪中期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尘埃落定后虽衰而不绝，而“族群”（ethnic group）、“族群性”（ethnicity）这组词汇则仿佛如日中天，占据着近几十年学术舞台乃至舞台的中央。随着南斯拉夫内战、卢旺达大、恐怖主义袭击、欧洲难民危机等事件轰动世界，“族群”一词仿佛成为解开形形色色的、社会议题的一把。

　　上述词汇之间的关联性一目了然，尤其在汉语中浓缩于一“族”字。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如何理解“族群”这一概念的内涵，二者相互关联而都争讼不朽。我们既可以粗略地说，“种族”强调血缘属性、“民族”强调属性，而“族群”突出文化属性；也不妨从本质论与工具论、永存论与情境论等不同视角来观察和界定族群。然而，当族群成为决定资源分配乃至权力归属的依据，甚至当族群本身就是由国家统计机构所创造出的身份门类时，它显然越出了文化的界限。至于本质论与工具论、永存论与情境论，都可以轻易找到反例，证明它们每一个都不能独自成立。

　　有鉴于上述理论困难，威默选取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在《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一书中，他从宏观角度探讨，在新生民族国家建立后，究竟为何会形成包容的或排斥的、平等的或等级的这些不同的族群间权力秩序，从而影响国家建构的成败；而在新近翻译出版的《族群边界制定：制度、权力与网络》中，他从微观层面入手，探讨在个体层面和社群层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选择与族群有关的身份认同策略的，是如何参与划下族群边界的。换言之，威默关注的是族群边界形成的过程。简言之，他的研究体现出学研究的新动向：族群不再单纯是自变量，而是同样可以作为因变量出现。

　　威默的自我研究定位，是介于激进建构主义与赫尔德的族群原生论之间：不同的族群有封闭的、有开放的，有稳定的、亦有善变的，并且族群的属性也是可变的，如美国白人从19世纪末开始逐步吸纳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等“不那么白”的人群，晚近更取消了针对黑人严苛的“一滴血”区分准则，其族群边界便从封闭走向开放。进而，他采纳布迪厄以及英国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的研究取径，前者强调（个体或团体）行动者围绕自我身份和族群边界而展开的策略性斗争，后者则指出：族群边界诚然可变，却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如何形成的，便值得大做文章。

　　由此，威默采取一种关系论视角来考察族群边界问题，透过个体、群体之间的互动来探索族群边界的形成。此外，针对既往研究者想当然地将族群（或族群文化）差异设定为许多议题（如就业分流问题、社会隔阂问题）的自变量，威默强调，必须留意识别或排除其他可能发挥重要影响的自变量（如职业差异）以及中介变量（如教育水平），挖掘族群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动辄扬言“族群文化差异导致xxx”的层次上——后者不仅在智识是一种懒惰，在实践中恐怕也常常是危险的，便于大而化之地将种种社会问题“甩锅”给“非我族类”，从而易于激发冲突。

　　在理论部分，本书探讨了人们如何制定、激活族群边界，又是如何针对既有族群边界采取行动策略以越过或参与重塑族群边界的，从而强调了行动者在面对既有族群边界时的能动性。进一步地，在制度环境、权力等级和联盟网络这三大条件构成的场域中，行动者们需要采取相应对策，最终不同人的不同策略收敛在对特定族群边界的共同理解和认可上。由此，相对稳定的族群边界生成了。

　　实证部分则分别考察了下列问题：在瑞士社会中，究竟是移民的族群差异重要，还是“新居民”（不守秩序者）与“老居民”（守秩序者）之间的差异重要？美国社会影响大学生交往的因素之中，究竟是种族（如白人、亚裔、非裔、拉丁裔）重要还是族群（如华裔、印度裔、古巴裔、意大利裔）重要，抑或是社会经济背景、居住邻近度等其他条件重要？在多族群社会中，族群间的价值观差距真的大到不可弥合吗？究竟是族群间价值观差异导致社会隔阂，还是恰恰相反？

　　对于美国亚裔移民而言，具体的族属（如韩裔）常常比“亚裔”这一种族身份更重要《弹子球游戏 第一季》（Pachinko Season 1, 2022）剧照

　　本书的一些发现颇有独到之处：人们在很多情境下并不以族群为准绳来划分团体、结为友伴，其他要素诸如性别、职业、同乡关系、兴趣爱好等的重要性不见得输于族群；社会隔阂未必是族群文化差异导致的，有时恰恰相反，先入为主的社会偏见乃至排斥可能造成二代移民有意远离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从而强化了族群间界限。提出类似见解不仅意在挑战学术界的一些习见，同时对欧美以及其他地区主流社会的一些偏见也颇有提示和矫正的功效。

　　通过这本学术专著的写作，威默仿佛向公众和精英们传递出如下讯息：包括族群在内的各种身份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是世界的常态；在人与人日常生活的共处中，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尊重和守护多样性，减少对特定群体的有意排斥——这些排斥不仅在道德上不好，其结果往往还是有害的。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曾获该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文化社会学玛丽·道格拉斯最佳图书奖优秀奖。

　　华康德称赞此书为“近20年来读过的最精彩的社科类书籍之一，它将奠定安德烈亚斯·威默在分析社会学中的重要学术地位”。

　　本书借鉴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主张的族群边界研究视角，对族群边界制定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提倡从更广泛且包容的族群性的定义出发，注入了布迪厄式社会学以得出更为动态的分析，主张更系统地分清族群和非族群过程以避免包罗万象的“族群视角”的诠释方法，并强调比较分析需要充分考虑世界各地族群现象的差异。作者在探讨传统的社会学族群性方法和各种边界制定工具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比较框架来解释不同族群边界的产生和转变，指出制度、权力等级和网络这三个社会领域的特征决定了族群边界制定行动者将采取的策略。

　　作者安德烈亚斯·威默，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哲学教授。曾任教于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