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联系最为紧密，也是连接社会经济变迁、文化、地理环境、制度、政策等宏观因素和教育结果的关键中间环节，是教育不平等发生的主要场所。以往对教育不平等领域的研究基本关注各类因素对子女升学、学业成绩以及学历取得等教育获得的影响，而对造成这些结果的过程分析不够。基于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围绕家庭教育投入，从家庭层面探寻中国教育不平等形成的机制和过程。由此形成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当前中国家庭教育不平等的具体形成机制是怎样的；影响子女升学、学业成绩以及学历取得等最终教育结果的主要因素对家庭教育投入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基本假设和核心命题，但是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具体影响机制和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本研究把家庭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区分为教育期望和教育行为两个主要维度，其中教育行为又包括经济性的教育投资行为和非经济性的父母参与行为。本研究把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这三个子女教育获得形成机制即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区分为四个主要方面：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资源稀释、文化观念、地域差异。

　　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的主要特征及影响因素。围绕这些基本问题和关注重点，还试图回答以下一些具体问题。第一，当前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的状况是怎样的？不同家庭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第二，通过文献梳理区分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对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第三，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对三个家庭教育投入变量分别造成的影响进行比较，同一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又会具有怎样不同的影响作用？第四，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研究结论对当前解决中国教育不平等、促进教育公平化实践有何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实证研究框架和总体解释框架。虽然目前国内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注重家庭背景、性别、户籍、地区等各类因素对包括学业成绩、升学以及学历取得等教育结果的影响，忽视了这些因素对造成教育不平等后果的详细过程和具体机制的分析。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尝试从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个方面分析家庭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差异，从家庭层面分析教育不平等形成的过程和机制，尝试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解释框架，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当前中国家庭教育分层的现状，提供更为详尽和具体的解释。

　　本研究将子女教育获得形成机制的影响因素区分为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三个视角，每个视角又分别包含了不同的影响因素。经济理性视角包括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资源稀释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能力，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意味着家庭对子女的投入能力越强。家庭资源稀释的影响主要是指家庭子女数量的“成本”影响，子女数量越多，意味着家庭分配到每个孩子身上的物质性或者时间精力性资源就会越少。性别观念视角则指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对子女教育获得机制产生的影响。制度分割视角包括了由于国家制度设计导致的城乡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宏观社会结构（包括家庭背景和学校环境）构成影响集。宏观社会结构因素包括中国的现代化与市场化转型、人口转变、城乡及地区差异和教育政策变迁等。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父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户籍性质，等等。学校环境因素包括学校质量、班级性质、教师与同伴影响等。本研究中家庭教育投入的传导机制可以类型化为“经济理性”、“资源约束”、“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等四类主要假设，运用不同的多元统计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家庭教育投入变量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例如，在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预算约束下（有限的时间精力与财力物力）资源合理化分配的经济理性，对不同教育投入变量的影响的显著性程度和大小有可能是不同的。逻辑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家庭教育投入的投入形式、投入结构和投入水平对子女学业成绩、学历获得、认知能力和问题行为产生多样化的影响。基于不同分析视角所包含的对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因素，本研究提出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资源稀释假设、性别观念假设、城乡户籍假设四类假设，由于本研究的家庭教育投入包括了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个不同的方面，因此在每组假设之下又包括了具体的研究假设。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家庭背景的核心标识变量，对子女教育获得的稳定影响一直是教育分层研究的核心结论。通过前文的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教育获得机制的积极影响作用在西方文献中得到了大量证实，虽然国内关于教育获得机制的定量研究还较少，但是少数已有的研究也基本证明了二者的正向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假设，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也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也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参与水平也越高，参与质量更好。

　　目前国内已有大量研究运用资源稀释理论对教育不平等进行了解释，即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多，会出现“资源分摊”现象，并最终对子女教育获得产生消极影响。本研究认为此理论也适用于对子女教育获得形成机制的解释，但是以往关于教育不平等的“资源稀释解释”并未检验子女数量增多对不同家庭资源可能造成的直接影响。本研究关注的教育获得机制实际上代表了家庭投入子女教育的不同资源，教育期望代表了家庭对子女的主观态度资源，教育投资代表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资源，父母参与代表了家庭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与行为资源。

　　本研究将检验子女数量对这些家庭教育资源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由此提出假设2：资源稀释假设，即兄弟姐妹数量越多，该子女能够分摊到的家庭资源就越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就会越低，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就会越低，对该子女教育的父母参与水平就会越低，父母参与质量就会越差。家庭性别观念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机制的重要因素。文献综述部分已经提到，传统中国是一个性别观念非常强烈的国家，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文化观念的“现代化”变迁，以及人口转变带来的子女数量和结构的显著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

　　基于近几年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已经证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呈现逐渐式微的趋势，但是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已经完全消失，“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念仍有可能影响着子女教育获得的形成机制，中国家庭教育再生产机制中仍有可能存在男孩偏好。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性别观念假设，即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水平高于女孩，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投资水平高于女孩，对男孩教育的父母参与程度高于女孩，参与质量好于女孩。

　　由于性别观念的转变过程是一个“连续统”，因此，现代化观念转型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到性别观念。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程度差异非常显著，相比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的观念更为保守和传统。例如，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业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同时，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在多子女家庭中，男孩偏好也可能表现得更为强烈。

　　因此，本研究提出性别观念假设的扩展假设3.1：男孩偏好的性别观念对家庭教育再生产机制的影响在农村家庭和多子女家庭表现得更为明显，即农村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的男孩偏好比城市家庭更明显，多子女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的男孩偏好比少子女家庭更明显。城乡户籍差异对家庭的教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家庭的经济能力和文化影响方面，还表现在教育的结构性机会差异上。城乡家庭具有不同的区域教育资源，面临着不同的结构性机会，造成了家庭教育再生产机制的差异。

　　相比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农村家庭的地区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更少，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招生名额也更少，来自农村户口和贫穷地区的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上也面临着更多的歧视，造成这些家庭通过教育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成本更大，由此也对子女教育获得机制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城乡户籍假设，即相比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期望水平、教育投资水平、父母参与程度都更高，父母参与质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