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是关于大众的文学，它来源于大众，反映大众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大众文学的消费与接受，是大众文学发挥其娱乐作用、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它使大众反观自己的生活，形成“心理距离”，造成审美愉悦，另一方面，它在潜移默化中“行不言之教”，提高了大众的生活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学就是“民族-人民的文学”，是文学繁荣的根基。然而，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大众文学作品似乎失去了对原滋原味大众生活的反映，大众文学的消费与接受更是受制于大众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遭到了商业意识形态的粗涉，商业意识形态和大众心理之间的暧昧关系，形成了“主控作用”，模糊了文学的界限，造成了文学类型的混乱，同时也形成了大众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新变，即市场化背景下大众文学接受与消费呈现出新的特征。

　　大众文学消费不同于饮食消费、服装消费、住房消费、购车消费等，它具有消费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被纳入市场体系之中，成为商品实现其资本循环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被纳入人的精神体系之中，成为人类实现其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环节。在市场化背景下，大众文学的消费，有利于改善传统的文学观，形成了对文学本质主义、一元主义、独断主义的解构，强化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对话、交流的文学格局，形成多元主义的接受模式，实现了审美与消费的结合。读者也由原来的接受者过渡为消费者，成为有选择性的主体，实现了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

　　从上世纪80年始，我国相继制定了改革开放，以及“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利用各种资源优势，吸引外资，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富民强国的目标。随着国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也由“生产型社会”向“多元开放型社会”转变，同时也融入到了世界的发展的轨迹。“生产型社会”，指一切服务于生产生活资料，最要紧的事是满足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让人们彻底摆脱贫穷、饥饿的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实现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土地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固守一方水土，表述了一代人的记忆。

　　80年代末至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民视野的开阔，原有的固定模式被打破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世界的风暴/已经跨进门内”［1］，中国曾经作为主体的“我”不断的被他者的文化所审视，不断的接受着世界的声音，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不断地摸索着前进，壮大自己的实力。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逐渐的打破了原来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期的文学，也呈现出多元互动的端倪，先锋文学冲锋陷阵，随后文学的疆域逐步扩大，到本世纪初已经形成了网络和文学相结合的新型写作载体，将文学的受众扩展到了整个网络，可以和世界读者相遇，有的学者甚至惊呼着，这是一个“”的时代。

　　然而，这个背景下的人民是“自由、、平等”的吗？这个背景下的文学是丰富多彩的吗？这是我们通过反思、理解，在自由的层面上探讨这个问题，也是完善社会主义文化，推进文学繁荣的基本要求。如果用一句线年代至今的文化发展，那就是由“生产型文化”向“消费型文化的转变”，而“消费型文化”的基本前提就是以上所谈的四点。“消费型文化”，一方面取消了文化生产的过程艰辛型表述，另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产品的更新换代，而接受者在不断变化翻新的文化现象中，成为了被动选择的客体，消费文化似乎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呈现出变化莫测的丰富性。现代性的加速发展使每个人都卷入了消费文化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宏大工程中的一个元素，如果硬要在这种文化现象中找到一种统一逻辑的话，那就是“消费制造”，消费制造了多元差异，同时也主导了文学的多元差异。

　　在文化大的背景下,“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批评，被严格的整合进国家的轨道中，文学文本成为文本，公开的文学写作屈从于压力和服从于目标”［2］，个人成了的传声筒，利用了人的疯狂的，人成了没有自我情感表达的“物体”。前期的“两结合”、“三结合”的创作原则和“民歌”的创作实践，突出了当时的创作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需求，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多少年里，中国人民一直都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化成了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也成为文艺创作者的灵感来源，长篇小说的叙事也创作出了积极进取的斗争史诗，这种统一天下的局面，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文学也是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它的力量，有人将文学比为“的晴雨表”，可见，文学在当时的主导地位,文学和的紧密结合，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将文学绑定在为国家服务的战车上，实现着“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意义。

　　“崇高”的使命感和“正面”的积极价值，是对文学价值的肯定，关于写“中间人物”作的讨论。到后来的时期，以上的肯定与否定成为了文学和之间的问题，人们的被的目的操纵，形成了扭曲的表达方式，群众对领导的俯首帖耳，都表现了人民的“狂热无主体”状态，如刘正的那首题为《跟着毛主席永远战斗》的诗歌，明显将日常生活与生活混淆一体，由此可见，人民还没有摆脱时期的心理，积极适应生产建设生活，这是战争给那一代人的创伤，“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就是那样的一代人。结束后，随对的反思出现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阿城的《棋王》等等。古华的《芙蓉镇》反思阶级斗争的矛盾是多么深刻，短暂的快速发展，导致的是贫富差距，当时对平等与否的解释是取消差异性，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全民的贫困，完全不讲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是一种可怕的“平均主义”，它导致模糊，是人类发展的毁灭，是对人性的摧残。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祛魅”，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权威下，美的定位也是很有问题的，美的意义单一化，从于要求，这时真正的文学也许在地下流传的“手抄文学”，它的价值在于真实性和反抗性，切中时弊性反思性，这种价值是意义深刻的。

　　在占主流氛围下的文学接受与消费，染上了意识形态强制性，接受的作品只能是“高大全”，美学的意义也只能是按照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这也是那一代人的生活记忆，没有人和团体可以负责。这种意义的表达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方针的转变和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事实求是”的口号打破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狂热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问题，文学要和分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1985年被称为方年，就是摆脱意识形态纠纷进行文学独立的尝试。随后，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发现，文学的审美价值成为了文学独立的资本，文学表现的内容来自于人们的生活、人的内心，对历史的沉思，对人生的沉思，对人的精神的关注。当然，这种价值的确立好景不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成为了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文学的游戏缓慢趋于平复。和经济之间的彼此联合，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力，人们逐渐了解经济的发展是的社会前进的动力，市场成为一切的摇篮，成功与否就在于市场的占有度，人们一下子找到了精神的归属——市场。文学在这个背景下，也被推到了市场上，和商品摆在同一个柜台里，受到资本规律的制约，当然，文学的商品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是，随着网络的大力发展，新技术的应用，这个缓慢的商品化过程加速了，文化不止局限于个人，它成了公共资源，是可以全球共享的事业。文化成为了一种“软实力”，是人民武装自己的资本，也是国家展现自己的平台。文化产业于是成为发展的热点，销量成为了文学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因为它代表着受众的多少，影响力的大小。文学研究之间还产生了生活与艺术之间关系的论争，即以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生活与艺术并未合一”和他的学生陶东风之间“审美活动和审美文化进入日常生活空间”的分歧，这代表了以审美主体性为研究的范式与以市场消费为原则进行新的范式研究之间的分歧。传统文学在主体性创作原则的影响下，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制约，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如今，文学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却成为了市场原则的木偶，经济发展的帮手，文学的自主性原则糟到了非议，是我们所谓的文学自主性的提法有问题吗？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当下，文学的意义更多的受制于市场化原则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文学创作者要保持他的自身超脱性创作是艰难的，文学不可避免的受到这个时代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了文学的新变，这其中有对意识形态的反叛，有对商业意识的反思，这一切形成了当下文学发展错综复杂的现象。市场主导、消费者心态、影响、作家修养，这四者主导着当前的文化形态和文学的走向。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