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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目录」《财经研究》2021年第11期目录摘要本站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主线，是认识党领导与参与金融治理活动的重要抓手。文章通过对中国党百年金融治理的史料梳理，考察了党在这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优势，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这一历史经验和治理逻辑进行学理化研究，形成了一个三元关系分析框架。研究发现：（1）中国党领导下的金融治理，在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从个体化、分散化向集体化、规模化乃至集成化转变的同时，实现了安全观从政党安全、主权安全向经济安全乃至总体的发展深化。（2）对“发展和安全”认识的深化，源于中国党的根本思想导向、战略目标导向和核心利益导向所带来的战略定力优势、调控能力优势和动员能力优势。党的领导是在明晰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权能边界的基础上形成的长期战略领导，具有独特的治理优势。（3）中国党独特的治理优势又通过两条权能路径促进了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即党的战略定力优势保证了政府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权能调控能力和动员能力优势又使得党能够在政府和市场间发挥利益引导和平衡作用。文章对于认识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一定意义。

　　系统梳理与总结19211949年中国党审计思想的历史演变，不仅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体系提供理论基础，而且对于讲好中国党审计历史、传播中国党审计思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思想史角度对新主义时期中国党审计思想进行了系统性与理论性的梳理、提炼与总结。研究发现：（1）19211949年中国党审计思想经历了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即19211926年以认识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为主要特征的思想产生阶段，19271936年以认识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为主要特征的思想初步形成阶段，19371949年以认识审计功能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思想发展阶段。（2）中国党审计思想有三个重要理论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财政与监督理论，二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三是西方审计方法与理论。（3）中国党审计思想具有三大理论创新。一是在坚持党领导审计工作的基础上深化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监督思想，指出了国家审计的本质，强调了审计独立性，拓展了审计功能；二是改变了中国传统国家审计的封建理念，强调法治；三是突破了西方审计理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审计目标，将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审计的根本目标。

　　在人口老龄化和失能化程度加深、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制度碎片化和差异化的背景下，探究不同筹资模式对于建立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多期微观跟踪调查数据，刻画了中国老年人健康状态转换的规律，并基于“七普”数据和年龄移算法，测算了20202040年失能老年群体的规模和结构。文章进一步基于社会保险精算平衡理论，构建了筹资模式为现收现付制和三种混合制下的动态精算模型，模拟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未来20年的均衡费率和缴费额。研究发现，在相同的筹资模式下，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的均衡费率低于城乡居民，但缴费额高于城乡居民。均衡费率较低的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更适合采用具有一定积累功能的混合制，以应对人口失能化高峰时期可能出现的支出缺口；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则更适合采用现收现付制，现阶段各筹资主体的缴费压力较小，且制度运行成本较低，在推广初期比较容易被接受。文章的研究丰富了我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的精算研究，对于正在推广的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筹资体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和保障是实现住房小康梦的主要途径，如何认识两者关系成为各级政府制定住房政策的重要参考。文章通过构建供需均衡模型，结合我国特殊的住房保障和土地制度安排，在理论上分析了保障性住房供应可能对商品住房市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72016年中国24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在统计意义上，保障性住房通过土地资源的竞争性配给挤出了商品住房供应，但在分割的住房市场中无法替代商品住房需求，因此最终导致商品房价格上涨。进一步研究发现，供给挤出效应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但实证结果的实际经济含义较弱，供给挤出效应与房价影响可以忽略，这意味着保障性住房供应基本不对其他群体的福利带来损害。文章的研究从土地与住房市场的双重角度，为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提供了参考，对于正在广泛推行的共有产权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设计也具有借鉴意义。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区域市场整合对于优化企业投资决策、提升产能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市场需求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视角，文章考察了区域市场整合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市场整合有助于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区域市场整合能够扩大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促进要素的有效供给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即存在市场需求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地，那些高税收基础、高就业贡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对区域市场整合的敏感性更高；区域市场整合对重工业部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也要高于轻工业部门；且区域市场整合显著提升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有益启示。

　　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发展方式变革，环境投资在这一变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财政资金只能覆盖少量环境支出的情况下，激发微观企业自主环境投资需求并缓解企业环境投融资约束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和健全环境规制，从而在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转型的合力。基于20042015年全国284个城市工业生产、污染防治和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数据，文章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未能显著发挥政策效应的情形下，金融发展能协同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转型。这表现在，金融发展协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效益但未对城市经济效益产生冲击。机制分析表明，协同作用能促进工业污染治理提升城市资源使用效率，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上述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揭示，环境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以及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弱等显著削弱了协同作用的发挥。因此，提升金融部门资金配置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注重发挥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文章将表征科技创新转化体系的产学研合作与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产学研合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加工贸易占比下降与国内中间品的附加值效率上升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因此，可以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来破解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困境。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受到产学研合作的显著影响，而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所有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产学研合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表明，产学研合作显著提高了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专利类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不显著。

　　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与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其对农民工城市生验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文章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农民工乡土本色的积极作用。（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保留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的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3）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上述结论说明，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规范化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织，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在探索过程中，教育、职业培训、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探讨，而较少有研究关注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基于2010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语言表达和人际关系处理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交能力综合指标，重点探讨了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两个子维度指标的影响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和代际差异。其次，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迁移效应”，迁移距离越远，社交能力的影响则越弱。此外，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社交能力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则越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社交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职业发展效应、劳动合同效应和信息优势效应四个渠道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文章聚焦于社交能力，为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研究提出并检验了社交能力回报的迁移效应、劳动合同效应以及信息优势效应，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拓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渐成为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然而，许多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面临外来者劣势，包括受到合法性质疑，面临退出威胁。文章选取柬埔寨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的案例，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识别了外来者劣势的来源，探讨了外来者劣势转化为优势的模式。文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道国政企关系和产业链关系是外来者劣势的重要来源；第二，伴随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开展，克服外来者劣势的焦点从国家层面逐渐转到产业层面，外来者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关键在于匹配合理的产业链网络；第三，母国政府支持、技术转移和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外来者的产业链劣势转化为优势，克服外来者劣势的模式可以总结为多网络差异化模式、外来者集中化模式和产业组织集中化模式三种。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支持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本站 前段时间博纳影业副总裁黄巍跳楼一事，引发了外界对疫情冲击影视业的关注。黄巍自杀的原因暂时没有定论，但当下全球影视行业是肉眼可见地受到了重挫。除了博纳疑经营压力大，华谊兄弟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