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疫情阻击战成功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经济V型反弹，2季度、3季度和4季度的逐季反弹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步入稳定的复苏道路之中。为中国经济开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和战略契机，为2021年持续复苏和宏观经济常态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1、必须理性、科学认识清楚2020-2021年份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独特性，全面认识到疫情冲击、疫情防控、经济纾困、疫情消退、超常规政策退出在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上带来的新规律和新现象。我们不能将2021与2020年的宏观分析割裂来研究，2020年很多经济运行的逻辑将在2021年反转地、非对称地得到体现。2021年宏观经济一方面要高度关注“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全面恢复-政策逐步退出-新战略全面启动”的逻辑，另一方面还必须关注“疫情新不确定性、国际新不确定性、政策退出风险、战略转换成本”等新问题。

　　2、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保卫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步性给予了中国十四五规划战略转型的契机，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面临的新任务具有强烈的挑战性。2021年不仅要抓住时机全面启动“新发展格局”战略，同时也要求在超常规纾困政策退出过程中保证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化和经济运行的稳定。

　　3、必须认识到当前经济复苏远没有达到常态化水平，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依然来自于超常规的疫情纾困政策，且具有强烈的不稳定、不均衡、不确定等特点。这决定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不宜大幅度转向，但政策的边际调整必须启动，特别是应当将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向常规性宏观扩张政策进行转变，然后再由常规性的扩张政策逐步向逆周期政策定位调整。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当从“六保”全面回归到“六稳”。

　　4、科学认识明年各类宏观参数同比增速过高带来的经济景气假象，多角度多层次对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进行科学研判。高度关注微观市场主体绩效的边际改善情况、就业市场的状况、各类环比数据的变化、核心CPI和GDP平减指数的变化，以综合研判确定政策退出节奏和路径。考虑到今年的低基数效应、内需增长动力的进一步恢复、宏观政策刺激效果的进一步显化，明年的经济增长同比数据将会大幅跃升到趋势线以上，并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真实经济情况必然摆脱了下行压力，环比增速的低迷仍然意味着微观主体的感受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在规模性政策的退出过程中，结构分化严重、冷热不均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短板效应显化、局部风险上扬。

　　5、明年的宏观政策需要以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为锚，以全面扩大内需、缩小供需缺口为基本目标，为新战略启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妥善安排抗疫政策和纾困政策的退出，积极应对金融风险显化的挑战，逐步回归常态化宏观调控模式。扩大内需战略需要向消费促进倾斜、向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延伸，改善中期预期和市场信心，完成与今年疫情救助政策的对接。在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稳健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盯住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需要稳杠杆而非去杠杆，坚决防范“债务-通缩”风险。

　　6、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率快速的上升和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超常规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在2021年二季度开启逐步向常规性积极财政的转变。1）预算财政赤字率可以从2020年3.6%下滑到3%左右。考虑2021年名义GDP增速达到8.9%，财政预算收入也将增加9%左右，财政实际的支出规模将达到23万亿左右，比2020年支出规模高1.5%左右；2）特别国债可以取消，专项债规模可以从2020年3.75万亿规模适度下调，并与一般地方债和中央国债在结构上有所调整，保证总量保持不变；3）对于特殊行业中小企业补贴可以根据实际景气状况制定新一轮退坡计划；4）高度重视地方财政的总量与结构上的困难程度，财政直达安排的退出要与地方财政好转速度相匹配，同时应当启动事权的适度上移改革；5）重点配合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布局进行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调整：一是加强科技创新攻关的支出；二是对于国内大循环关键产业链再布局进行调整；三是积极对接新的扩大内需战略。

　　当前，面对财政政策效率不高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首先，近期对于四季度密集实施剩余预算，需要科学把握进度来保证效率。其次，对于前期抗击疫情的财政结构性投放，在一些方面可能需要做出调整。例如，很多资金下达到基层，在完成了“保基层运转”目标之后，一些资金可以适度往上进行调整，进行集中归拢，向一些大型项目、重点改革任务、战略调整领域进行靠拢。对于地方上一拥而上的广义的新基建投资，要进行审核，不仅要有积极性，同时还要保证科学性和技术的有效性。最后，配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财政结构上的安排应有重新审视，做出布局点和着力点的变化。随着战略布局转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我们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上的布局，在核心产业上进行国产替代的布局，以及在出口转内销层面等方面的一系列布局，需要未来财税改革的配合，需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完成新战略与传略的对接。

　　7、货币政策虽然在2020年3季度开始做出边际调整，但规模（13.1%）、全社会融资总量（13.7%）以及货币供应量（10.5%）等参数的增长速度依然大幅度高于名义GDP的增速（5.5%），虽然2021年名义GDP增速将提升到9%左右，但这些货币政策参数在2021年要进行进一步的适度调整。1）货币政策调整应做好应对明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回调的准备。总体看，我国当前的复苏路径还需要政策支撑。当前政策很好地在总需求不足和结构性问题固化找到了平衡点。未来政策取向和力度都需要继续保持稳定。银行间市场利率保持平稳，M2增速维持在全年增速10%左右。在明年的政策执行中，注意防范下半年经济下行风险，货币政策可以在稳健的基础上控制节奏，前紧后松。2）在普惠和防风险的前提下，保持杠杆率的稳定。推动以消费为基础的大循环，需要进一步增加普惠性消费金融力度。保持杠杆率安全最核心的条件是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利率，利用未来的高增长化解信贷风险。在加强监管和信贷风险控制下，推动正规金融体系和金融科技的融合，提升普惠金融力度。3）应对人民币升值趋势。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通过中国供给安全资产，提升国内留存的消费。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人民币国际化需求会逐步加速，需要对升值趋势预留政策空间。

　　8、高度重视中国当前“高债务率”与“高实际利率”的组合所带来的多难问题。一方面要防止在实体经济收益持续低迷条件下，资金的脱实向虚带来泡沫化问题；另一方面要防止在政策退出和债务调整过程中资金链断裂导致的风险释放与风险制造的叠加；三是要看到目前利息偿还高达GDP16%左右的负担带来的国民经济循环的压力和风险积累的问题。

　　9、高度重视经济复苏时政策退出带来的风险问题。把“稳杠杆”作为短期宏观监管目标，202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考虑金融成本持续下降与货币数量收缩相组合的模式进行定位。对于特殊行业和特殊群体的一些纾困政策可以采取逐步退坡的方式，防止政策悬崖带来的新风险。例如，部分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财政货币扶持可以出台新的政策进行续接，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和金融系统让利政策等特殊政策应当安排适度过度措施，不宜快速退出。部分专项再再贴现、中小企业信用支持工具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10、应对未来风险挑战，中国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抢抓疫情期间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窗口期，大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一，在战略层面，科学设定十四五及2035经济增长目标，并通过改革和结构性大调整，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使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长中枢提升到合意的4.8%以上。测算表明，只要我们真正进行以下四方面的大改革、大调整和大构建，我们完全可以达到相关目标。一是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强国战略以及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推进技术进步，全面突破当前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卡脖子约束”，实现中国的新技术红利；二是全面推进关键领域改革，构建第二轮制度红利；三是通过人才强国和教育强国战略，推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四是全面构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约束，构建新一轮全球化红利。按照人民大学团队测算，只要我们对要素市场进行75%的深入改革，未来15年年均增速可以提升0.72个百分点，达到5.03%；如果要素市场改革进展到90%，那么潜在增速将提升2.4个百分点，达到6.6%左右的水平。虽然这种测算是一个理论上的参考值，但足以说明中国只要通过利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来调整、重构、深化过去的各种战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新4大红利构建来较大幅度提升潜在增速，进而满足收入翻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4.8%合意增长速度。

　　第二，在总体政策定位上，2021年依然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在超常规纾困政策退出的同时，利用常规性扩张政策填补政策力量下滑的空缺，再回归“六稳”培育国民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第三，在扩大内需、挖掘内需潜力方面，需要有一揽子综合方案。这个方案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而必须真正从扩大内需战略的层面展开，需要中长期的改革方案、中期的战略调整方案和短期的政策方案相配合，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和政策层面来进行调整。因此，在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和解决相对贫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需要重点推出中产阶层倍增计划，从数量倍增和收入倍增两个维度展开。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6.4%，但个人所得税逆势增长7.3%，而个税承担主体是中等收入群体，这说明税制安排在收入分配层面还没有起到逆周期调节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第四，在激发市场活力方面，对于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积极性问题需要继续保持高度关注，特别是目前民营企业投资激励问题，以及地方政府一些官员存在为官不为、能力不足等问题。如何在这方面做足文章，使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居民消费信心、社会投资空间进一步提升，依然是我们未来需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几个微观结构性问题。

　　来源：节选自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0-2021）《迈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中国宏观经济》，执笔人为刘元春、刘晓光、闫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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