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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曾祺书画展②｜楼上读汪，楼下齐黄，文人画中的百年一遇暖暖环游世界斯里兰卡

这或许真是中国文人画史上百年一遇的一次观展体验。

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第一次真正的书画展“岭上多白云——汪曾祺百年诞辰书画展”（9月1日〜25日）今天在浙江美术馆进入最后一天，汪曾祺书画展因与齐白石、黄宾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比展同在浙江美术馆展出，且有大段的展期重叠，楼上楼下对比读之，三家之间有传承，也有不同，一种淡然旷远与无意之妙，更能见出中国文人画百年来的一些变迁。

虽然汪曾祺生前称其画作“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然而读过多遍展览，却可以肯定地说，汪曾祺是一位纯正的中国文人画家，一位被巨大文学光环所遮蔽的真正的写意画家，他的画作，如闲步水边，散淡清新，书卷气浓，见出性情，最大的妙处正在全无画家习气，且见出超然与霭然处。

汪曾祺（1920-1997)

汪曾祺画作

读汪曾祺的画作，如果没有题跋或所配文字，那味道可能要打一些折扣。

这好象也是没办法的事——然而有意味处也正在于此。

汪曾祺是画家吗？从当下美术界的定义来说，他当然不是所谓的专业画家，或者简单地说，他并非画家。

然而读过浙江美术馆“岭上多白云——汪曾祺书画展”，感觉对汪曾祺书画的认定恐怕不是此前所定义的作家书画那样简单，或者如他自谦时所言：“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这句话似乎还得从老头儿一贯的风格来解读：表面的谦和，骨子里却是自负与狂狷。

原因无他，断断续续花了几天时间读汪老头儿的书画，感觉完全不是“没什么看头”，而是看头实在是太多了。

可以肯定地说，汪曾祺是一位纯正的中国画画家，一位被巨大文学光环遮蔽的真正的写意画家——他的书法，散淡清新，书卷气浓，而其画作，如闲步水边，见出性情，最大的妙处正在全无画家习气。

浙江美术馆四楼，汪曾祺画展现场

浙江美术馆三楼，“秋蕊香——齐白石黄宾虹花鸟画展”现场

尤其是，浙江美术馆在汪曾祺书画展（2020年9月1日－9月25日）举办的同时，与北京画院、浙江省博物馆同时合办了“秋蕊香——齐白石黄宾虹花鸟画展”（9月8日－10月18日），汪曾祺书画展因之与齐白石黄宾虹二翁绘画展有大段时间的重叠，汪曾祺书画在美术馆四楼展厅，齐白石黄宾虹画作在三楼展厅，汪老头儿若地下有知，无论如何大概是要浮一大白的——他儿时的画家梦，竟可以在百岁诞辰时与齐黄二翁楼上楼下同时办展，而且，老头儿实在是喜爱齐白石的，也受到白石翁较大影响，他的笔墨，当然不及白石翁的天生神力，也没有宾翁的质朴浑融，然而他笔墨间的一种淡然旷远与无意之妙，读之却另有滋味，更有一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之境。

《草虫秋海棠》 齐白石 68×33.5cm 北京画院藏

汪曾祺拟写齐白石笔墨意的《少年不识愁滋味》

当然，如同他的文字一般，他的笔墨并不仅仅是冲淡儒雅，同样也有一种狂狷与不忿，比如《狗矢！》、《甚么》这样的人物画作。

三家笔墨都极爱之，对比读之，三家之间是传承，也有不同。

就画论画，汪曾祺画作的技术当然是弱很多的，然而，他与白石相似的都有一种人间烟火之味，就气息而言，却似乎更加随意轻松，且更有一种旷达、超然与清新处，或者说，白石翁之画，大刀阔斧，天真烂漫，见出趣味，但多少尚有画家之气；宾翁之画，浑厚华滋，墨韵尤佳，尤其是山水之外的花鸟之作，画家之气极少，相对更有无意之妙，然而笔墨间似乎仍可见出对画史思考与用力极深，若以语言相类，不少作品尚有佶屈聱牙处，而读汪曾祺笔墨，所有的一切似乎被轻轻化解，一切都是无意的，自然、活泼与清新的，似乎更有东坡“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行云流水之境。（再对比前段一时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品读中国文化史上另一大文豪苏东坡的大展，更是颇有意味。）

——这样的比较似乎仍有些不妥，因为事实上是三家各有妙处，用后来专程一起观展的江砚兄的话说就是：“这样的观展体验，大概是百年一遇”。

芙蓉 黄宾虹 68.5×33.2cm 1953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黄宾虹花鸟画稿局部

汪曾祺花鸟画局部

从三家对比这一观展体验而言，齐白石黄宾虹的艺术史地位早有定论，而汪曾祺在中国文人画史或写意画史上却是完全被遮蔽的，尤其是，他的书画与他巨大的文学创作成就其实是互为表里的，且见出其人格与人生态度，用他的话说：“画画比起文字，更抒情，更快乐。”也更得无心之妙，而这一切，恰恰是他与齐黄二翁或其他画家的巨大区别处。可以说，汪曾祺的书画，以此一展览为分水岭，从观照考察现当代文人画史而言，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也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为这可以发散与思考不少中国文化史与中国画史上的一些核心话题，比如，“中国文与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中国画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画画”、“画家可以真正拒绝权力或资本吗？”“那些画价炒到天上去的画作有意义吗？”……

甚至可以说，重新浮出世间的汪曾祺书画对于当代画史的意义，也是可以参照他的文学文本对于现代汉语的意义，因为在这个艺术与资本、权力等功利主义水乳交融的社会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笔墨的精神而言，汪曾祺的书画以其真正的无功利性更见出其巨大的反思意义，“我的画，也只是白云一片而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对于画作，元代倪瓒有言——“聊写胸中逸气”。

——汪曾祺自称“只可自怡悦”从未卖过的画作可称是倪瓒此言在当下的最好注解。

汪曾祺，《水仙》，纸本设色

汪曾祺，《水仙》

汪曾祺晚年的画与文，其实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也都是经历了种种“极左”运动后，在社会背景变得开放后终可“抒愤懑”与“只可自怡悦”的产物。

如后来成为文学史经典的小说《受戒》，对汪曾祺而言，最初是真正自娱的产物，埋藏在心底既久，而忽然想写“43年前的一个梦”，纯然的“只可自怡悦”，写完后，自知作品的题材、风格不合于当时的社会主流，也没想过发表，只给朋友和同事看过。只不过，这一“自怡悦”的小说终于在转阅中还是被有识之士发现并刊载，并因其见证了一种对于自由追求的心境与汉语言文字的魅力而影响极广。

汪曾祺《故园金银花》局部的长题，忆其小说创作如金银花开一般

汪朝曾回忆说：“1970年代末，父亲开始恢复写作，心境渐渐开朗，有时高兴了画点画儿。他先是给好朋友朱德熙画了幅墨菊，朱伯伯很爱惜地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有几个朋友看到了很欣赏，都要父亲画。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让我们奇怪的是，父亲19岁离家，并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让他写字画画，他近60岁才重新又开始作画，笔法却毫不生涩，十分圆熟，一如近60岁才又开始写小说散文而出手不凡。”

——细想一下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从小对于书画发自内心的喜欢，那些笔墨与气息其实是融入他生命的最深处的，是以，汪曾祺年轻时对画作虽动笔不多，然而其实仍然是时时画之的，只不过，那种画是极其隐性的状态而已，就像小说《鉴赏家》中，读画赏画、作画于他，是抒发内心的需要，也是一种生命中的必需品。

或者说，在相当长时期，虽未作画，而赏鉴却应该一直存在的——这种赏鉴除了画册书帖，也包括对生活中的山水草木、风物人情的观察与赏鉴，默记于心，默写于心，或成文，或成画，此或可谓之“无日不画，亦无日不写”。

而在环境合适时，这些“无日不画，亦无日不写”的文字与画境终于汨汨流淌出来。

汪曾祺画作《秋色无私到草花》

汪曾祺《草原之花》

汪曾祺，《莲蓬》，纸本设色

汪朝忆起她小学时见过歌剧曲谱上他父亲所绘的钢笔画头像，线条流畅，笔法飘逸，“ 1960年代中期，父亲和母亲带我们去美术馆看过一次齐白石画展，‘四人帮’跨台后，父亲由于是样板戏《沙家浜》的作者受审查，那段时间他先是愤懑、痛苦、委屈，后来逐渐平静下来，无所事事。我和姐姐陪着他逛公园、划船、遛弯儿，还陪他到故宫去……他愿意去的是绘画馆。绘画馆的展品经常换，但父亲对这些画却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他告诉我，这幅宋徽宗的工笔花鸟有什么特点，那幅郑板桥的字是什么内容。有一次刚迈进绘画馆的门，还隔得老远，他就指着一幅画说：“唐寅的。”走到跟前一看，果然。父亲十分得意地笑了。可惜我对于书画一无所知，只是陪着他瞎逛，有时我觉得他太张扬了，还让他小声点。父亲画了一幅画压在玻璃板下面，半本书大小的元书纸上画了一只长嘴大眼鸟，一脚蜷缩，白眼向天。旁边有八个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那幅画是父亲宣泄情绪时画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汪曾祺速写小像（钢笔） 顾村言 图

老头儿最初的文字与书画，既“自娱而已”，也是抒愤懑，抒性情，也是这样的心态大概也一直伴随汪曾祺作画的心态。

性情的汪曾祺写小说多篇在文末记有“泪不能禁”，而汪朗也记有汪曾祺作画泪不能禁的一件小事，“ 老头儿吃完饭回到自己房间里画画，忽然发出一阵阵长嗥，我们以为他犯了什么病，赶紧进屋查看。只见他满脸泪水站着，书桌上放着一幅刚刚画好的画，下面是两朵玉兰，上面是一只孤鸟，正准备落到树枝上。画的右下侧题了两行字。一行是“遥寄德熙”，另一行是“曾祺作此泪不能禁”。可能他画的内容和他与朱德熙的交往有关，勾起了对老友的思念。老头儿见到我们，大声哭着说：“我就这么一个最好的朋友啊！就一个啊！不在了！呜呜呜呜……”我们才知道，他对朱德熙的感情这么深。老头儿去世后，我们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了这幅画，寄给了朱德熙的夫人。”

汪曾祺手稿

西南联大时期的李荣、汪曾祺、朱德熙（自左至右）

当然囿于家居逼仄，汪曾祺的作画条件并不好，大概作画并不多，直到1983年夏天，搬了家，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 尽管极小，尽管集写作、睡觉、待客于一室，但他已经很知足了。原来他想写作，已经构思好了，却没有一张桌子，有时我上夜班睡觉刚起来，他就急急忙忙冲进来，铺开稿纸就写。我们都笑说，老头就像只鸡，憋好了一个蛋，却没有窝来下。搬家后，母亲为他买了一张大书桌，父亲这才正正规规地画起画来。很快，他的小屋就到处堆满了画好的画，一卷卷，一堆堆，有时候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

而这些堆满了的画，大部分是送了人。

留下来堆在橱顶的一些画作，终于成就了这一次汪曾祺百年诞辰的书画展。

汪曾祺画展现场

现场观展，除了画中汪老自书的题跋，每一幅画的说明牌都配有汪曾祺外孙女齐芳专门搜罗来的文字，对比读之，或文或画，亦画亦文，笔墨相生，读之通透，超然，清凉， 忽然想起他自负的那句诗：“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身边仿佛一直流动着一汪清流——那些如清水洗过的文字与笔墨，简净，惬意，妥贴，家常，悲悯，怅然，温暖，悠远……年少时读汪追汪的往事顿时纷至沓来。

他的画作，与石壶、朱豹卿、朱新建等现当代文人写意画的代表人物相比，虽然就笔墨精纯度与技巧而言有差距，但从反映文人心性角度而言，就心境与气息而言，却似乎更加接近一种文人或书生本色，更有一种陶潜般的晋人之境，也更有一种淡然、超然与霭然之处。

汪曾祺与沈从文

“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就像他的文章在重新衔接六朝的逸韵与明清散文的性灵，而背后，则在有意无意践行并重续着沈从文先生“民族品德重建”的理想，他的书画笔墨同样也在有意无意间于此铺陈展开，尤其是，真正以现代的眼光与开放态度接续一个民族的自在心境与文脉。

如果天假以年，汪曾祺能活到八十或九十以后，其文，其画，又会到怎样的境界？

每念及此，复读其笔墨，人间的喜乐之间，总有些惘然而悲。

2020年9月24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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