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支持信息、绿色、时尚、品质等新型消费，稳步促进住房、汽车和健康养老等大宗消费。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等消费新模式发展”。其中，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模式作为促进消费升级的手段得到了肯定。金融科技正在成为促进消费线上线下结合的有力抓手。

　　居民的消费、投资行为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体系。消费的同时可能也带有投资的属性，如家庭进产的购买，就可能既有消费目的也有投资目的，反之亦然。政府的行为，如监管政策、法律、税收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会在直接或间接层面上影响消费者的行为。

　　家庭经济目标可能是多元的，家庭层面的微观相较于企业数据显得十分匮乏，而家庭作为经济生产中最重要的主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蔡栋梁等发现准备创业的家庭储蓄率比未准备创业的家庭低，进一步探究发现，准备创业的家庭增加了通讯费、人情往来类支出，侧面表明，这些准备创业的家庭对于社会资本的积极投入。而养老保障制度越完善越有助于居民增加教育投资。

　　合理的储蓄和消费能让人的一生达到效用最大化，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不仅当期是最低，而且低于他国的历史最低点；范祚军等发现在1980到2010年数据区间内我国实际储蓄率长期较大幅度高于最优储蓄率。

　　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型过程中，劳动就业政策、住房政策、福利政策、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都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居民消费趋于谨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消费不足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

　　2018年9月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意见》印发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发布，强调了增强消费的重要性，并指出要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引导形成合理消费预期，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经济增长的主力逐渐由投资拉动逐渐转换为消费拉动。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年度统计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13年的50.2%增加到2018年的65.9%，截至2018年，已连续五年超过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

　　消费是经济学一直以来重要的研究方向，消费的影响因素众多。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就认为消费与收入存在边际递减的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减少。收入不同的家庭储蓄率会有差异，因此他认为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可以改变宏观上的居民储蓄率。

　　生命周期理论与永久收入假说的提出给了学术界新的认识，即当下收入的提高对于消费的提升作用可能是有限的，经济人会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的收入来决策如何消费。Campbell&Mankiw使用美国二战后的汇总数据发现永久性收入假说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的消费行为，经过测算有将近一半的人并不是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那样进行消费。

　　Hall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认为人们在消费时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他们不单根据永久性收入的多少进行消费，每个时期的决策都是以理性预期为基础，过去的信息不会对当下消费产生影响，因此消费服从随机游走过程。Leland引入收入的不确定性，说明了在不确定情况下家庭会产生预防性储蓄。

　　Pijoan-Mas发现在不完全市场中，家庭在面对劳动力市场风险时会将努力工作作为一种消费平滑机制，根据观测到的个人水平数据校准经济模型发现，总消费比完全市场环境下低0.6%，工作效率高18%，劳动生产率低12%。Heimeretal.发现主观死亡预期会对生命周期行为的影响，新的调查证据表明，年轻人低估了生存概率，老年人高估了生存概率。

　　Heimeretal.校准了一个典型的生命周期模型来引出信念，使用实际数据得到的概率与模型相比，年轻人储蓄缺口26%，退休人员提取资产的速度慢了27%。在控制了风险偏好、认知和社会经济等因素下，横截面回归结果支持了模型的预测：扭曲的死亡预期与储蓄行为相关。

　　横向来看，城乡差异、个体差异、区域文化差异等对消费有明显影响。开放前三十年平均上来看农村储蓄倾向高于城市，汪伟和郭新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加强了居民的目标性消费，高储蓄率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投资资金，常被认为促进了国际贸易顺差，然而过高的储蓄也会对经济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申朴和刘康兵发现城镇居民在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时，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加强了居民的储蓄动机，造成了消费疲软。唐绍祥等使用1978-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受到流动性的约束小于农村居民，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存在二元结构，且流动性约束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

　　叶德珠等认为儒家文化对于消费率有深刻影响，如中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储蓄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个体异质性无法解释储蓄率出现的明显差异，不随个体变化的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储蓄率的差异。

　　韩立岩和杜春越发现消费的升级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借贷行为、投资、储蓄、保险对家庭的消费影响不尽相同，东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较大，在考虑政策制定时应注重地域因素。

　　国内外对金融科技发展是否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研究仍较少。Levchenko认为金融发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可以让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利用金融市场实现消费的跨期优化，进而促进消费需求。方福前认为中国的需求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消费需求不足，收入差距的拉大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低收入者虽有消费，但缺乏支付手段限制了低收入者的消费。

　　易行健和周利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家庭更为明显。从人力资本方面分析，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金融科技对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金融科技对借贷的影响。金融科技信贷是指通过电子平台推动的信贷活动，金融市场、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居民非常关注。通常涉及将借款人与投资者直接配对，但有一些平台是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放贷。

　　金融科技平台促进了各种形式的信贷，包括消费贷、企业贷、房地产以及非债务融资。金融科技信贷平台的债权人基础也有所不同：一些平台的资金主要来自散户投资者，而另一些的资金则来自机构投资者、银行和证券化市场。

　　金融科技发展显著影响借贷市场。银行一直担心不公平竞争的环境，因为金融科技信贷平台不受同样严格的监管。同时银行也关注金融科技信贷平台使用替代性数据源及其对金融普惠性的影响。

　　Jagtianietal发现金融科技正重塑金融和银行业的格局，金融科技促使消费者活动渗透到传统银行无法提供服务的领域，并且经济表现不佳的地区，网络借贷的数量增加。各国的科技公司信贷规模差异很大。

　　中国、韩国、英国和美国的金融科技信贷总额相对较高，但发展深度不是最高，在阿根廷和韩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金融科技信贷已成为信贷的主要部分之一。循环信贷(信用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作者发现在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时，当居民有借贷便利时，他们会积极寻找有高薪但比较难找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寻找失败时可以使用信用卡平滑消费。

　　在经济衰退时，长期的低经济增长，缓慢的经济恢复，信用卡使用增加了居民的福利，降低了消费的波动，对居民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了帮助。

　　Braggionetal发现在中国监管的变化影响P2P平台上的供求，信贷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传统金融机构借贷的限制将增加对P2P的需求。傅秋子等发现数字金融整体水平的提升减少了农村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同时增加了农村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

　　但尽管金融科技正快速发展，仍存在着无法惠及全部群体的问题，例如胡金焱等发现农民在参与网络借贷的过程中，可认证信息不足，进而导致信用评分较低，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违约风险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因此农民和低收入人群在网贷平台上仍面着融资难的问题。

　　吴晓灵认为应该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其利息收益能够覆盖风险，并适当定位机构的性质，以便满足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信贷需求。

　　王博等认为软硬信息的披露有助于提高借贷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同时硬信息会主导投资者的投标决策，对于硬信息不足的长尾群体，可通过累积自身的软信息来缓解信贷约束，网络借贷有望成为长尾群体实现普惠金融的一条有效路径。

　　对于平台的投资者方面，王正位等发现P2P的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在不断学习，投资的时机会更倾向于选择在借款标的融资晚期，并且投资次数越多、投资历史越长越会愿意选择信用等级高的标的。廖理等以投标人数和投标所用时间发现P2P借贷市场中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风险能力，能够较好的通过借款人的公开信息来发掘相同借款利率下隐含的违约率的不同。

　　金融科技信贷提供可能是相对顺周期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压力时期投资者信心丧失，对经济某些部分的信贷可能出现回落。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银行可能承担更多的信贷风险，而鉴于银行提供了一系列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服务，其盈利能力的突然削弱可能给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困难。